十五分钟的午饭,一小时的午睡,然后就又是下午三节正课和两节实验课。接着是四十五分钟的晚餐,晚餐之后有半小时的自由活动,然后就是三节晚自习,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。然后就是四十五分钟的时间用于回宿舍和洗澡。十点四十五,会有工作人员查寝室,所有学生都要上床睡觉,以保证有充足的睡眠来恢复精力,以应对第二天的学习。
预科班每个月放一天假,四个月之后进行毕业考试,未能通过的同学有两个选择,第一,复读一个月,然后再次参加补考;第二,直接回家,等补考的时候再来参加补考。无论选哪一种,如果不考依旧没能通过,则被淘汰。
为了帮助学生们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,预科班每周进行一次统一考试,并公布成绩和排名。这样每位同学就都能知道,自己距离目标名次还有多远……”
据说后来有人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:谁是中国学生最痛恨的近代名人。结果李谦以压倒优势排在第一名。语文书上有他的课文,而且还要求背诵;数学书上就不用说了,读的年级越高,越痛恨他;还有物理,还有历史,还有……当然最可恨的是,他还是题海和预科班模式的发明者。后来预科班这种东西虽然没有了,但是很多高中都变成了预科班,只不过科目更多更全面一些而已。
也因为预科班只有数理化这三门功课,而这三门功课都是非常费脑子的功课,所以当李谦拿出这么个课程安排的时候,日里诺夫又一次提出了怀疑:
“达瓦里希,这样强度太高,孩子们会受不了的。”
“不,达瓦里希,相比他们平时的生活的强度,这个强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要论吃苦耐劳,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几个民族可以和我们相比的。只要能看到希望,我们就能忍受很多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”李谦回答道。
李谦的这个说法被证实了。预科班中学生们的学习的积极性让苏联教师们深受感动。日里诺夫后来回到苏联去之后,在和朋友们谈起他的中国学生的时候是这样说的。
“这些学生的知识基础,就像苏联刚建立的时候的农民的孩子一样,甚至更糟糕,所以在他们上我的课之前,他们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预科班。那个时候,我们并不给他们上课,给他们上课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数理化老师——这些基础知识并不需要我们教,我们更多的任务是指导实验室的建设,以及前往延川,指导校办工厂的建设。
有一天,我从延川回来,走进校园,正好下午第三节课的下课铃响起来了。一般来说,下课铃响了之后,学生们总是会像在笼子里关了好久的猎犬一样,一下子就冲得满操场都是的。但是在西安分校的预科学校里却不是这样的。操场上这个时候依旧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——中国的学生们都不会离开教室,他们会坐在那里,拿出练习题来,抓紧每一秒钟的时间来研究这些题目。有些老师被他们的精神打动,也会继续留在教室里,解答一些学生提出来的问题。
每天只有两个时间是例外的,那就是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。铃声一响,老师们一走出教室,孩子们就会像潮水一样涌出来。他们都以百米赛跑一样的速度冲向食堂,有些靠窗的同学甚至会直接从窗户里跳出来——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教养,他们都是很有礼貌的孩子,他们这样只是为了能在食堂里面排队的时候排得靠前一点,这样能节约吃饭的时候,说不定又能多做一道题……”
请收藏:https://m.bjtxt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