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过后,可以使用红色伞,不许用黄色;用五龙舆;不许单独走宣德门。
这些不公平,哲宗只能远远地看着,不仅没法改变,连安慰一下生母都做不到。每天他除了上学听课、上朝静坐之外。回到后宫就和高滔滔住在一起,连和生母见一面都很难。
这些,范祖禹你们这些大臣怎么不管,甚至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,居然还有脸到我面前谈忠诚和奖赏。
对比前两个人,苏轼的表现是最让哲宗吃惊的,他想不到父皇生前赏识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,传说中有种很罕见的人,他们说什么都让人第一时间觉得有道理、非常的有道理,可是转念一想,就会被气得满脸青筋。
苏轼的这篇奏章就是这样。
做事前要三思而行,看准了摸清了才能下手,这是准则一样的共识,难道有什么错吗?有,非常错,在宋哲宗来看,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谬!
如果他是第一天当皇帝,从来没接触过政务、大臣,这样的要求不过分。可是整整9年了,他冷眼旁观看清了太多的事,看到了一个个大臣是怎样的嘴脸。请问,人还是这些人,不许换,继续看,三年后能看出来什么,他们会改变吗?如果改变了,就证明他们和从前不一样。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,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吗?如果不变,这三年是不是纯粹的浪费呢?!
而三年,这个时间量的长度更是非常恶毒的。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太多的事,尤其是处在青春适应期的少年人,连续三年无所事事,他们会习惯懒散的日子,想重新振作起来,相当于换个思想习惯。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
或许一个没有棱角没有斗志失去追求的人,才是所谓的成熟的人吧。
苏轼的奏章没有回复,哲宗不予置评。这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不良的记录,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根据这一点证明他急燥轻佻,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,辜负了苏东坡的一片好心。
苏轼走了,他是元祐大臣里第一个主动逃离京城的人。在他来想,这会带给他安全,他在向所有人表示,他不再玩了。可惜,这9年里他也做过了什么,他忘了,有些人可不会忘。并且,历史一次次地证明过,面对争斗选择退场的人,死得比斗到底的人还惨。
他刚走,问题就出现了。
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有件大事,新皇登基,国家照例举行恩科考试,各省的考生云集京城,在殿试这一关上,他们遇到了一道改变历史进程的考题。
这道题之所以能出现,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苏轼走了。他不走,以他的资历、官职、文坛地位,考题必出他手。就算有政治内幕在里边,有大人物指示必须要怎样操作,他也可以引起争执,把水搅混。
可惜,谁让他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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