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个有趣的现象。很多人,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,一生之中都在无时无刻地反对,不知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。更不知道,按照他的办法去做了,国家能成个什么样子。
这个问题太大了,而且没有实际操作性,只好列出现象来,大家有兴趣,可以偶然思索下,或许会有所心得。
回到主题上,话说在他辞职回乡前,苏轼出现了。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的团体一样,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——你真是一位壮士。
范镇深沉地叹息,自己做得很不够。
说到这里,或许大家会认为我比较刻薄。苏轼这是有良知有义愤嘛,不管是不是官,天下事天下人管得,发些感慨说些话,有什么大不了的,犯得着这样冷嘲热讽吗?
如果没有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,单就他说的话来说,的确没什么错,甚至年青人很有激情,值得赞赏。但是有了前面的分析之后,就会知道苏轼的立场越滑越远,彻底抛离了自己原来的出身,变成了喝民血、食民膏、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。
我们是平民,我们厌恶他!
抛开这种一千年以后的立场关系,回到宋朝当时的官场。王安石忍无可忍了,小苏同学就算文章好、声誉高,你不好对政府的决策这样名目张胆的抵触吧?
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。
没别的好说,就算查不出他有什么实际错误,思想意识上造成的不良影响,就足以让他贬职反省。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,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。
是惩罚,但不残酷。
在宋人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。
接下来的人是吕诲。这位前言官领袖突然间病死了。回忆一下,他在王安石的新政还没有实际公开时,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有面世时,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。
那次著名的弹劾之后,他主动要求外放,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。
神宗满足了他,让他到邓州(今河南邓县)当知州。按说这地方、这职位都相当的不错。既在长江以北,又没到西北狼窝,非常优待了。可是吕诲感到的不是这些,他越来越愤怒,尤其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着一个,没完没了地铺开之后,他的愤怒真正做到了不共戴天。
生生地气病了。
神宗知道他病了之后,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,什么都不用干了,一心养病吧。但这不是问题的中心点,心病还需心药治,王安石的新法如火如荼,遍及天下,这种局面一天没有改变,吕诲的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。
这就没办法了,难道为了吕诲一个人,去改变国策吗?
宋熙宁四年年底左右,吕诲在京城病死。他的死,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。司马光。司马光当时在永兴军,知道吕诲病危后,火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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